维护道德与权利的正常行使，是法律的内容性规范。
[45] 吴经熊著：《法律哲学研究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61—62页。[8]这在世界其他法系中是没有的。
从反的方面说，这种方式可以激励人们为国家为社会更多更好地作贡献，真正体现法律的劝善功能。假如犯罪的人有特殊的功劳或相当的地位，则被赐死自尽。[80]两相比较，中国的德礼刑与人性紧密相连，更显得脚踏实地，更具有本体论意蕴。[79]可以视作朦胧中已将德礼刑罚均看作国家治理之用了。[5] 关于罗马法中的权利概念，宋旭明博士认为并不存在，他的论证是严谨的。
就整个国家而言的礼法并用，用礼制和法制的两手分别应对人性的善与恶，两两相对、各尽其职，可取立竿见影之效。（‘伦理的最大化）[57]应该说，何意志的研究已经算比较深入的了，他对礼与法的论证也触碰到了中华法系的要点。故士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。
现代的某些法学家认为礼是中国法制的一部分。[61] 参见（汉）郑玄注，（唐）贾公彦疏：《周礼注疏》第1322页，讼谓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。官职的大类分天官、地官、春官、夏官、秋官、冬官六类，各类又下分各种部属。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文明历史分为两段，近代以前称为古代，近代以后称为近现代，那么中国古代（其实世界皆然）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是生产方式的主要形式，商品经济只具有补充性质和居于次要地位，即使是在宋、明、清三代商品货币关系有较大发展的时期亦是如此。
[70] 参见市刑、小刑宪罚，中刑徇罚，大刑扑罚，其附于刑者，归于士。中国古代的法律（直接说就是刑法）是否对民众的权利完全不顾？当然不是!说中国法律只讲义务不讲权利。
经济学理论一般都认为，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和产品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，商品交换就一定会出现，无论是偶然还是必然。王曰‘何以利吾国？大夫曰‘何以利吾家？士庶人曰‘何以利吾身？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孟子谓何必曰利，激也，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？[35]说得多么好啊!但在理学的强大压力下，主张利之一方未占上风。这种产权关系不管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，都是模糊的，不清晰的。
易曰：‘通其变，使民不倦。[72] （法）勒内·达维德著，漆竹生译：《当代主要法律体系》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489页。[46]所以中国古代历来都有重本轻末、重农抑商的传统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其实，中国古代的宗法关系在亲亲、尊尊的总体要求下，更强调义务、责任、奉献、牺牲，更漠视权利、自我、利己、排他。
而对于消费者，则有这样有利的规定：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，亡者使有，利者使阜，害者使亡，靡者使微。[75]好像中国人是一群浑浑噩噩不知权利为何物的人。
杀伤人者，以故杀伤论。某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法律中只有刑法，没有民法，没有民事赔偿，就认为中国古代法律不保护权利，这是极大的误解。
这是权利保护的另一形式。[36] 萧公权先生评论道：殆由潮流所向，虽得李氏（李觏）之明辨，亦无以挽回之欤。针对税收官吏骚扰客商，求以宽民，反以困商的情形，发出商独非民乎？的吁请。另一个对中国法律持较为客观看法的德国法学家何意志，也认为中国法律强调义务为先、权利为后的秩序，强调集体（社会、国家）优先于个人。到了明代，这一矛盾则集中表现在一个人身上，即明代大儒王阳明身上，他在主政一方时说：商人终岁弃离家室，辛苦道途，以营什一之利，良亦可悯，表现出对商人的深切同情。这样一来，中国古代法律中少见民事案件，应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。
他对四民有明达的认识：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，其尽心焉，一也。 [1] 《荀子·君道》[2] 《史记·魏其武安侯传》[3] 用耶林的话说：权利自身不外是一个在法律上受保护的利益。
[24]而对于利，他不仅嗤之以鼻，并且极其仇视，认为是善恶之大分：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善者，舜之徒也。这些在某些人看来可能不算权利，更与我们上面说的对立的、排他的权利不相关。
[58] 《礼记·礼运》[59] 《周礼》，见（汉）郑玄注，（唐）贾公彦疏：《周礼注疏》第1297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。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权利一 权利发微权利一词，在中国古代早就存在，而作为法律术语的权利，却是近代的发明，其间曲折，略作说明。
[51]韦伯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：起初，商业是种族集团之间的一种事务，它并没有出现于同一部落或同一社会成员之间，而是最古老的社会共同体中的一种对外现象，只以异族部落为对象。对此种现象，马克斯·韦伯有比较公允的看法，他认为原始社会的财产形式既有公有的，也有私有的，无法作任何概括性的论断。如此看来，近代的西法殖民，让太多的中国法学家叩拜膝行，不敢申中华法系之家学了。在另一方面，商品交换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，[55]也反作用于产权的私有化。
禽兽鱼鳖不中杀，不粥于市。[63]这个范围很广，诸如经商铺面和地界的划定，对商品质量的检查，对违禁物的查处，保证流通商品的充足，对计量和物价的监督，用合同来防止商业纠纷的发生，禁止假冒伪劣，用刑罚来震慑市场中可能出现的强暴者和偷盗者，财政税收部门（泉府）负责市场征税、调济商品余缺、管理货物赊贷等。
而关于土地纠纷，则以政府部门保存的地界图来判断曲直。[77] 见同上，第87—88页。
以量度成贾而征价，以质剂结信而止讼，以贾民禁伪而除诈，以刑罚禁虣而去盗，以泉府同货而敛赊。[49]即使作了这样的说明，黑格尔的表述恐怕仍是晦涩难懂的，用更通俗的话可以这样理解：任何东西（自然物）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，只有人才有自由意志，当人用自由意志（体力劳动、脑力劳动、抢占等）最先作用于任何物时，这个物就是我的东西，就是我的占有物，这就构成我对此物的所有权。
第三节 权利在古代法制中的表现一 权利被包容在礼中在中国古代，作为财货的权利，虽然不被青睐，但也不是被任意践踏。我们前面说到，产权关系未必始于商品交换，在原始社会时期，当人们把自己的劳动或意志体现于自然物中，就形成了最初的产权关系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社会分工和产权关系既是商品交换的前提，又是商品交换的结果。[13] 见360百科《货殖列传》词条。
诚然，《唐律疏议》中有大量的内容涉及到皇家利益的保护。其实，这里已透露出一个消息：权利一方同样是人性的顽强表现，有着坚韧的现实的社会基础，永远不可能就范。
本业是必须保证的，末业却可以轻忽。当然，市场交易中难免会有权利纠纷，对于这种情况，市师莅焉，而听大治大讼。
[56]通过上面的论证，下列几点得以明确：1、权利的产生，由人们的生产方式所决定。[67]这些是市场禁止买卖的物品，郑玄在此条的注中说：所以俱十有二者，工不得作，贾不得粥，商不得资，民不得畜。
